北科大新闻网-南方周末:大学生帮农民工讨薪记

工资没发工友生病

,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大四学生徐洪业来到了沈阳新世界工地,和SACOM(香港大学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)一起,对新世界工地的整改情况进行了访问。

他向工地领导借钱看病

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是香港最大的房地产投资商。今年1月,SACOM发布了调查报告《建筑业民工,21世纪的“包身工”》,指出了十大违法用工问题。

钱没借到

SACOM和大学生志愿者认为,新世界积极开放的态度值得肯定,然而整改行动尚嫌“敷衍”,未触及建筑业本身的问题。

莫名被打

劳动合同签订率低

警方称,此事已介入调查

SACOM的报告称,该组织的大学生在2008年7月至12月期间,探访了新世界中国成都、贵阳、长沙等13个城市的建筑工地,调查了1284名工人。

河南商报讯3月5日,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杨村“经济开发区安置小区项目”的建筑工地内,工人孙文被4个陌生人打伤,医院诊断为“右耳鼓膜穿孔”。工地负责人曹长明称,没有听说过此事。郑州市公安局经开区派出所明湖中队民警称,一位打人者已经被行政拘留,此事还在调查中。

报告称新世界中国存在十大违法用工的事实:劳动合同签订率为零;工资拖欠百分之百;罚款;极端长工时,每天10多个小时,月最高工时竟达560小时;“窝工”制度,下雨、下雪,材料短缺时,工人没有工资;社会保险缺失、工伤赔付艰难;生活环境恶劣,安全隐患严重;职业病隐患严重──80%以上受访民工存在呼吸道感染或耳鸣现象;职业培训严重缺失;没有提供安全防护用品、不执行安全守则。

昨天上午,孙文在郑州人民医院等待法医鉴定。之前,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对其的诊断结果为“右耳鼓膜穿孔”。孙文说:“就因为向老板借点钱,结果没借到,还挨了一顿打。现在右耳旁像是开火车,轰轰响。”

新世界中国于2007年、2008年连续两年成为“中国最佳企业公民奖”的获得者。“他们有能力改善建筑工人的劳动条件”,SACOM的联络人陈慧玲说。

孙文和其他几位工友,2月14日从驻马店遂平来郑州打工。他说,前几天下雨,有十来个工友感冒了。由于工资还没发,3月4日,他带着几个工友去项目部办公室找曹经理借钱给工友看看病。

新世界中国两次回应称工人不签合同只是个别现象。而SACOM则称:“即使在我们的访问员苦苦追问之下,也没有一个工人能够拿出劳动合同。”

孙文称,曹经理先说工程还没有做完不能给钱,之后又说钱已经给了包工头苗成义。双方话不投机,就吵了起来。随后,孙文和工友商量,第二天找其他活儿谋生路。

多项统计数字显示,劳动合同的低签订率在建筑业是普遍现象。2004年全国总工会在《关于建筑业农民工现状调查的简要情况》中,给出的数据是10%至20%。

3月5日下午2点,他和工友们在工地生活区收拾东西,准备去其他地方找点活干。“这时突然来了4个人,把孙文叫了出去,抬起拳头就打他的头,还拿着砖头砸他的腰。”工友赵明学说,“我赶紧打了110,一会儿警察过来,抓住1个,另外3个跑了。”

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站的数字统计比SACOM的报告稍为乐观。从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,该站代理的各类劳动争议案件共有1255件,劳动合同签订率为28%。这个数字比以前几年大有提高。工作站的律师时福茂认为,这要归功于劳动合同法。

事发当天,记者在项目部办公室见到了工人所说的曹经理即曹长明。他称,自己从来没有找人打工人,工地上没有叫孙文的人,他也不认识包工头苗成义。

劳动合同的低签订率是用人方和工人合力的结果。“西山华府”马连洼工地机电组的工人徐福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就算是劳务公司要他们签,他们也不签,因为这是霸王合同。他在北京打工6年,只遇到一次劳务公司和他签合同的,“里面全都是对他们有利的,包工头说这只是个形式,应付劳动局检查的”。

项目部办公室另外一个工作人员称,工地发放工资的规定有两种,一种是按月发放,另一种是按照完成工程量的多少发放,不可能谁要钱都给的。在办公室外边,包工头苗成义说,曹经理认识他,但是从来没有给过他一分工钱。

工资被克扣、无法按月发放

昨天中午,经开区派出所明湖中队一位民警称,3月5日下午,在经济开发区安置小区工程建筑工地发生了打架事件,一位农民工被打伤,一位打人者已经被行政拘留,受伤的农民工需要做法医鉴定,派出所正在对案件做进一步处理。

自2003年底温家宝总理给重庆农妇熊德明讨工资以来,各地掀起了为农民工讨薪风暴。根据媒体报道,建筑商施工前,先预缴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也在各地陆续实施。劳动合同法实施后,按月发放工资成了农民工强烈的诉求。

SACOM的报告中,无法按月发放工资,是SACOM指责新世界中国的重要原因。

在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办理的1255件案件中,按月发放工资的仍是少数,也没有一起案件是通过工资保证金要回工资的。“欠薪的仍然是一些不规范的用工单位,这些公司也不会去缴纳保证金。”时福茂说

实际情况是,工人可以领到一些生活费以及“饭票”。发饭票是全国各工地“流行”的做法。SACOM的报告中,在成都新世界工地中,工人每月可领到100元至200元的生活费,“饭票”可以随意支取。在新世界长沙工地,老板在工人宿舍开了一个“新城食堂”和一个小商店,专门收取“饭票”。

在“西山华府”马连洼工地,机电组的工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他们一个月有200块现金和300块的“饭票”。饭票只能在工地食堂和小卖部买东西,要在工资里扣。而工地的东西平均要比外面贵5毛钱。

张慧鹏认为,这种行为是对工人变相的剥削。“要是发工资的话,85%的人都不在工地吃东西。”工人张保生说。

工资的结算有3种,按季度结算、阶段性工程结束后结算、年底结算。SACOM的报告称,新世界的工地有半数的工人被无理克扣过工资。

在时福茂律师看来,包工头扣住一部分工资有一些客观原因。农民工说走就走,“不押着工人一些钱,怕工人不回来,赶不上工期。”在这里,不稳定的劳动关系再次破坏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信任。

整改被指敷衍

SACOM发布报告后,新世界在各工地取消了罚款制度,并解释了作为房地产商为何不能直接雇用工人的法律障碍。

,新世界开放了沈阳的工地,邀请SACOM和12名大学生探访。对新世界的开放行为,SACOM和大学生都表示肯定。

探访从下午3点开始,约定的时间为3个小时。徐洪业说,他看到了工地卫生室、工会之家培训室,还有工人的吸烟点、茶水点,感觉工人的饮食、住宿条件都相对较好。但他仍然认为新世界中国有“敷衍作假”的嫌疑:“新世界的陪同人员是我们的两倍,尽量不让我们和工人接触”;工会成立的时间是2008年10月,文件签署日是2009年。

但新世界中国并不认为这是作假。“沈阳的工地有18万平方米27栋房子,作假是不可能的。”新世界中国地产传讯部主任吴颖解释说。至于工会文件问题,可以到沈阳的工会组织去查,所有材料都有备案。

SACOM在报告中强烈地抨击了层层分包制,并要求新世界直接雇用工人。新世界回应称,该公司并无建设施工资质,所以无法与建筑工人签订劳动合同。对于按月、足额、直接发放工资以及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险,该公司已要求各地承建商,遵守劳动法及加强监管分包方。

新世界中国地产传讯部主任吴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新世界中国在内地都选最优质的建筑商发包。在内地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下,他们只能通过这种途径保证农民工的劳动条件。

一群以社会学专业为主的北京高校学生,他们帮猝死的农民工家属,与建筑商谈判赔偿;帮工资过低的农民工谈判合理薪酬,在谈判成功后唱起《讨薪之歌》。他们看到了以前所无法想象的农民工生态……

“五一”劳动节后的一周,晚,北京近郊“西山华府”马连洼工地的8名工人拿到了44天的工资。欠薪、讨薪、妥协,这是一出在建筑工地长盛不衰的戏。不过,在马连洼工地上,戏的主角除了工人外,多了20名大学生。

张慧鹏,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三学生;林自存,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三学生;徐洪业,北京科技大学大四学生;刘静,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。在和香港“大学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”合作之前,他们就开始了对北京建筑工地进行了一年多的探访。

探访结果和SACOM针对香港最大的房地产商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发布的报告《建筑业民工,21世纪的“包身工”》基本一致。在一年多的调查中,他们和马连洼工地的三次“交锋”最为引人关注。

农民工猝死,大学生帮助索赔

西山华府,这个位于北京近郊西北旺镇的房地产项目将要建成高档住宅区,市场售价约在1.8万元/平方米。从远处望去,工程主体已经初具规模。工地旁边的一排活动板房,就是工人的宿舍。

该工地57岁的民工潘志源在3月22日这一天猝死了。死前一天,他还在和弟弟潘志胜在工地里砸石头。他每天至少要砸11小时,35天来从未休过假。死前那天,“他还在咳,喊心口疼。”潘志胜事后回忆。

澳门网赌网址,潘志源是工伤死亡,还是自己身体突然发病死亡?这类死亡事件在工地上向来是糊涂账:

对用人方来说,民工流动性很大,连劳动合同都是罕有之物,根本不可能事先给他们做体检。对工人来说,工伤保险更是“只是听过,没见过”。

西山华府的建筑商泰州振兴公司认为,潘志源没有死在工地上,不是工伤死亡,只肯给家属2万块“同情费”。对潘志胜来讲,哥哥死之前,连续工作了35天,每天都要砸11个小时的大石头。这些在潘志源的记工本上记得清清楚楚。他认为:“哥哥是疲劳过度导致的死亡。”

潘志源的大女儿潘金芳赶到了北京。张慧鹏等大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,决定介入,帮助潘金芳和公司项目部谈判。

张慧鹏、刘静和潘金芳回忆了长达一个星期的谈判过程。

,一个星期天,已经是春天的北京忽然下起了雪。上午9点多,来自北师大的女生王婷陪同潘金芳等两名亲属走进了项目部。项目部大门外,张贴着大学生写给泰州振兴公司的公开信。20名北大、农大、北师大、北航、对外经贸的大学生站在大门外,手持白菊花,合唱《生命之歌》。

到下午两点多,潘金芳出来了,满脸倦容。下午另外两个学生陪潘金芳进去继续谈,一直谈不拢。到了傍晚,潘金芳口气硬了起来:“多少钱我都不要了,我就要讨个公道。”

最终公司妥协,将“同情费”增加到了6万元。

第二天,十几名学生写了封联名信递到了北京市海淀区劳动局。工伤科的人解释说,6万多已经不少了,北京工地上死个人也就两三万的事。“他的话对家属打击很大。”张慧鹏说。此前,“公司项目部的人说了相似的话”。

公司最终拿出了6.4万元。令潘金芳不能接受的是,在父亲的死亡原因一栏里,医院注明的死亡原因是“猝死”。但父亲的猝死和他工作疲劳过度是否有直接关系,仍是个谜。

高唱《讨薪之歌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