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二八事变中的积极应对 主力第五军驰援上海

“一二八”淞沪抗战,中央军两个德械师,曾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

1932年1月28日,“一二八”淞沪抗战爆发,粤系将领蔡廷锴、蒋光鼐率“第十九路军”奋起抵抗,垂名宇内;国民政府之“中央军”则饱受“不抵抗”的责难。蔡、蒋二位将军,亦在晚年回忆文章中,抨击当局“阻挠十九路军抗战”、“按兵不动,坐视不援”、“克扣军饷与截留捐款”……①

曾亲率中央军第八十八师,参加“一二八”淞沪抗战的俞济时将军,其晚年回忆录,对世人谈论此役,只知“第十九路军”,不知中央军,仍耿耿于怀。在回忆录中,俞将军说道:

“‘一二八’淞沪战役,固由第十九路军……首先迎敌,但第五军所属之第八十七师、第八十八师,亦于战火爆发数日内,由杭州、南京,星夜赶赴战场加入战斗,且亘淞沪战役,第五军均担任重点方面之左翼军任务,惟当时报纸及舆论只报道第十九路军第十九军之英勇事迹,各方慰劳亦偏向第十九军,此盖与第十九路军刻意宣传有关。”②

俞将军的回忆,与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的说法,高度吻合。据张晚年回忆:“蒋是二月初由洛阳到浦口,我去迎接他,就表示我的意见: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,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,我愿意去。’蒋说:‘很好。’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,即调动散驻京沪、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、第八十八两师合成为第五军,命我率领参战。”③这两个师,其前身系国民政府警卫第一、第二师,以近卫精锐,调入淞沪战场,当然不能说是“按兵不动,坐视不援”。

张治中还提到,作为第五军军长,2月25日,他接到了军政部的命令,“第五军着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”。俞济时也提到,作为第八十八师师长,2月13日,他也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,命他“对蒋总指挥命令绝对服从。”④如此部署战场指挥系统,所谓“阻挠十九路军抗战”,自然也无从谈起。

至于“克扣军饷与截留捐款”,则有两重关键背景,被刻意略过不提。其一,第十九路军在渊源上与粤系政客陈铭枢关系最近,1931年宁粤冲突,蒋介石下野,陈铭枢进退失据,此乃该军客居外省、断绝军饷数月之久的真实原因,与抗战并无丝毫关系。其二,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南京政府之财政,实已濒临破产边缘。除日军掠夺外,最重要的原因,即各省军阀截留税收。如此危局下,各界致第十九路军捐款,除补足该军欠饷外,余款纳入国库,乃情理中事。另据蒋光鼐自述,第十九路军稍后主政福建,亦续操截留税收之故伎,使中央极为头疼。⑤…[详细]…[详细]

图片 1“一二八”事变,中国军人在上海火车北站附近与日军激战

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,时任陆海空军总司令、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就下令预防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。

南京国民政府刻意让这支中央军“隐形”,只宣传第十九路军

不过,俞济时将军所谓“当时报纸及舆论只报道第十九路军第十九军之英勇事迹,各方慰劳亦偏向第十九军”,其原因乃是“第十九路军刻意宣传”,并不准确。实际上,刻意让舆论报道突出第十九路军者,乃是蒋介石本人。2月13日,蒋曾有一道意味深长的电报,发给第五军军长及两师长:

“抗日为民族存亡之所关,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辱问题。我前方将士,应彻底明了此义,故第十九路军之荣誉,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,绝无彼此荣辱之分。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,为敌人之所畏忌,且必为反动派之所诬蔑,苟能始终以第十九军名义抗战,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大。生死且与共之,况于荣辱乎?望以此义,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,务与我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,任何牺牲均所不惜,以完成革命军之使命为要。”⑥

当时,各方反蒋舆论,正一致指责刚结束下野回归中央的蒋介石,说他“看着第十九路军打光,按兵不救”。蒋把手中的近卫精锐,投入了淞沪战场,却低调不做宣传,反要求他们“始终以第十九军名义抗战”——事实上,日军直到第五军参战整整一周之后,才从俘虏口中得知,自己正在与中央军的精锐部队血战,舆论也才渐有关于第五军之报道,可见当日保密工作之严——蒋这样做,究竟是为什么呢?

对此,近代史学者黄自进教授,有极精确的论述如下:

“蒋介石之不愿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,无疑的反映出他不愿将事件扩大的基本态度。他派直系部队参战,是为了不要让日本的侵略得逞;但无意宣扬,无非是希望将双方的冲突地方化。他之所以不愿用中央军的番号,彰显出他不愿提升冲突层次的苦心。这种小心翼翼面面俱到的做法,在在反映出国民政府处境之难为。”⑦

可以想见,一个中央财政正面临破产困境的国家,自不愿、亦不能与日本全面开战,故控制冲突使之“地方化”,以换取备战的喘息之机,就成了当局唯一的选择。让中央军在战场上“隐形”,开动宣传机器,全力宣传十九路军,无疑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。

1932年3月24日,日军参谋本部借《支那时局报》,公布了此役双方的伤亡。中方死伤约9000余人,日方死伤2363人。其中,以中央军第八十八师伤亡最为惨烈,估计死伤3300余人,全师存活者为350人。⑧日方该数据当有水分,按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的说法,该师受伤军官146名,阵亡军官66名,伤亡士兵则占到了全师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。⑨…[详细]…[详细]

图片 2“一二八”事变中,参与侵华的日本海军陆战队

注释:

①蒋光鼐、蔡廷锴、戴戟,《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》,收录于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13卷。②俞济时:《八十虚度追忆》,“国防部”史政编译局,P19。③张治中,《第五军淞沪抗日经过》,收录于《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》第1辑。④俞济时,《八十虚度追忆》,P20。⑤参见:陈铭枢,《“宁粤合作”亲历记》;蒋光鼐,《对十九路军与“福建事变”的补充》。⑥俞济时:《八十虚度追忆》,P22。⑦⑧黄自进,《蒋介石与日本: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》,P192。值得注意的是:八十八师兵力,远不止四千之数,日军战报中“死伤3300余人”、“全师存活者为350人”这两个数据,或有漏字。⑨参见:俞济时,《八十虚度追忆》;《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》。

1931年12月,蒋介石因九一八事变下野,由孙科接组南京政府。但孙科政府软弱无力,难以应付九一八事变后复杂困难的局面,尤其是财政陷入严重困境,军费已积欠2个月未发。因此1932年1月25日,孙科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辞职。1月28日,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接受孙科辞职,南京国民政府再度改组,以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。当夜,一二八事变爆发。

1月29日,之前因九一八事变而于1931年12月下野的蒋介石复出,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军委会委员,负责调动军队,指挥沪战。同日,蒋介石制定对日应对原则,即“一面预备交涉,一面积极抵抗”,并且规定:“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,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,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。如果超此限度,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,即与之决战,虽至战败而亡,亦所不惜。必具此决心与精神,而后方可言交涉也。”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上作出“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,前警卫军全力守南京”的军事部署。蒋介石于当日的日记中写下:“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?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!”蒋在日记中亦做出迁都洛阳的决定,以避免城下之盟:“决心迁移政府,与倭长期作战”

同日,蒋介石致电驻武汉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浚、第4师师长何庭瑶:“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十九路军防线袭击,至此刻尚在对战中。我军决与死战,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,务望严密戒备自卫,万勿为其所屈。第四师应集中武汉严防,切勿分散。以后军费困难,惟有地方自筹也。”另有内容相同的电文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。

同日,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驻蚌埠的第47师调驻南京浦口,防范日军进攻南京。(见《何应钦、朱培德致蒋光鼐、蔡廷锴、戴戟电》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。)

1月30日,蒋介石发表《告全国将士电》,他说,沪战发生后,“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,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、患迫燃眉之时,皆应为国家争人格,为民族求生存,为革命尽责任,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,以与此破坏和平、蔑视信义之暴日相周旋。”蒋介石要求全国将士“淬厉奋发,敌忾同仇……枕戈待命,以救危亡”,并表示他本人“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,尽我天职”
。此电发布后,影响甚大,“人心士气,为之大振”。同日,国民政府发布《迁都洛阳宣言》,表示绝不屈服,并自该日起将国民政府部门迁往洛阳,但军委会和外交部留驻南京,同时命令前方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共同指挥。

2月1日,国军第88师师长俞济时致电蒋介石主动请求将所部调沪增援,蒋答:“贵师行动,一听何部长命令,如运沪作战,务希奋勇自强,以保荣誉。”

同日,蒋介石指示何应钦:“如日军再攻正式开战时,飞机亦应参战,请照军委会电令办理为盼。”

2月1日,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,讨论对日作战计划。4日,军委会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:第一防卫区,其区域为黄河以北,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;第二防卫区,其区域为黄河以南、长江以北,以蒋介石为司令长官;第三防卫区,其区域为长江以南与闽浙两省,何应钦为司令长官;第四防卫区,其区域两广,陈济棠为司令长官。并决定:“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,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,以便与暴日相周旋,同时,并电令川、湘、赣、黔、鄂、陕、豫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。”军委会还决定,在淞沪前线,除由第三防卫区负责外,并动员第二防卫区兵力为后继部队。同时计划以第一防卫区部队向东三省挺进,牵制日军,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的余裕(但张学良并未积极行动,川、粤等省也未积极行动,可见不统一难以抵御外侮)。同时命令沿江、沿海严加戒备,并从浦口开始,沿津浦路北上达徐州,西折沿陇海路至洛阳,全都大筑工事。

2月2日,何应钦向蒋光鼐等人转来汪精卫电报,内称:“昨已电广州同志,对于淞沪驻军急速设法增援助饷,军委会亦已决定增派军队淞沪,决不以十九路军独立苦战,敬祈诸兄激励将士始终坚决抵抗。”

2月5日,蒋介石指示:“如倭以两师以上陆军参战,则我方应另定计划与之正式作战,飞机与陆军需预定协同作战计划,突然进攻,使敌猝不及防也。”

同日,蒋介石就作战计划向蒋光鼐、蔡廷锴、戴戟发电,并电慰十九路军:“兄等恶战苦斗,已经一周,每念将士牺牲之大,效命之忠,辄为悲痛。”并表示“如有必要,中可亲来指挥也。空军参战时,陆军需与之预定各种符号切实联络,俾得协同动作,……”

5日上午9时,中央空军第6、7队的飞机9架,在第二大队长石邦蕃率领下,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奔赴上海参战。机群经过昆山时,与日军海军航空队发生短暂空战。11时,我战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,正加油挂弹准备出击日舰,突然日机来袭,我战机随即升空迎战。战斗中刚刚完婚的副队长黄毓铨因机械故障坠机牺牲,成为中国空军对日抗战殉国第一人。[5]
(后广东空军组建了混合机队的第8队,以丁纪徐为队长,北上增援。一二八事变期间中央空军飞机25架参战,广东空军飞机15架参战。)

同日,国民政府电调九一八事变前在江西剿共的国军第9师赴沪增援。

同日,第88师师长俞济时自苏州致电蒋介石,称全师除一团外已经在苏州集结完毕,但是“职师经费元月份只领到十天,给养断绝”,乞请速拨款维持伙食。

2月6日,蒋介石由洛阳来到南京浦口,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前往迎接,表示愿率中央部队增援上海。同日,蒋介石下令第88师进抵南翔,第87师261旅自南京东移到昆山。7日,由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而成的第88师独立旅的2个团集中于虹桥。2月14日,国民政府军政部下令将当时中央军精锐第88、87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五军,由张治中任军长,隶属十九路军总部参加沪战。16日,张治中率第五军军部和第87师259旅从南京出发夜间抵达南翔。

2月7日,蒋介石应陈铭枢请求,批示何应钦调炮兵一个营增援十九路军。

2月8日,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、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告十九路军,已饬令财政部拨款5万元慰劳前线将士。

2月9日,蒋介石调动陆军第1师准备增援上海十九路军。

2月10日,为避免中央军88师在作战时出现不服从粤军系统的十九路军的指挥的情况,蒋介石特地致电88师师长俞济时,嘱咐其“贵部作战须绝对服从蒋总指挥命令,并与友军共同进退为要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