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国军抗战时 究竟有多少游击部队?

平汉铁路破坏队“借庙躲雨”,成为沦陷区最大规模的铁道游击队

说起“铁道游击队”,很多人立刻就会想起“刘洪”、“李政”,和他们“血洗洋行”、“飞车夺枪”的经典桥段。其实,八年抗战期间,在日军最重视的交通命脉平汉铁路沿线,也活跃着一支规模甚大、战绩彪炳的“铁道游击队”。这支部队的正式名称,叫做“平汉铁路破坏队”。

该部队的由来,与国民政府抗战重心的转移有直接关系。1938年11月,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,要求国军全面执行新的抗战策略——“政治重于军事,游击战重于正规战,变敌后方为其前方,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”——敌后游击战被提升至战略层面。同月,秉承该会议精神,天水行营在洛阳成立了“平汉铁路破坏队指挥部”,委任刘文松为总指挥。①

值得一提的是,该部队的成立,与中共地下党密不可分。刘文松其人,1920年代入党,后脱离组织,任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,抗战爆发后,被委以“战地特种工作团第二团”团长之职,刘遂以此名义,发动铁路工人组织“铁道破坏队”,此即“平汉铁路破坏队”的前身。大约同时,刘通过长江局,与中共“恢复了组织关系”。②

武汉沦陷后,汉口铁路局撤销,“铁道破坏队”内的工人顿失生活经费来源,部队面临散伙。“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项英就指示刘文松:成立铁道破坏队指挥机关,以资‘借庙躲雨’,解决存在问题。……刘文松……前往洛阳,与在北伐战争时期就熟识的程潜、晏勋甫等人联系成立铁道破坏队指挥机关事宜,获批准。”③

“借庙躲雨”策略运作成功后,“所需的子弹……爆破器材,均由指挥部统一向第一战区领取并分发,或请所配属的单位转发。……所需的给养,由第一战区按定员出具口粮证明,在驻地筹粮,地方凭此证明抵偿公粮.此外,第一战区还按定员发给每人每月4.5元生活费。”至1940年,“平汉铁路破坏队”已下辖五个大队,每大队下设三分队,每分队下设三支队。每大队少者六、七百人,多者一千六百余人。是当时沦陷区规模最大的铁道游击队。④

此一期间,“破坏队”与第十八集团军合作极多。譬如,破坏队第二大队曾参与了1940年的百团大战;第一大队“名义上是配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作战,实际上内部是由中共组织领导的。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,党总支成员兰田、颜玉声在队员的掩护下,配合八路军地下工作者秘密绘制出朱怀冰部的机枪阵地图,交给了八路军。他们还派中共党员、分队长贺群东和副分队长张冠洲,率领所部在北佳壁附近的袁头村封锁交通要道,不让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通过。”⑤

图片 11938年5月1日,“铁路破坏队”部队骨干队员在延安参加国际劳动节大会

◆表格一:抗战第一、二年度《各战区游击部队战绩统计表》

1940年后,该部升格为“江北交通工作队”,对日战绩颇为可观

自1939年起,国民政府已觉察到“破坏队”内部可能存在中共的秘密组织,对该部的监督力度逐渐加大。压力之下,该年3月,刘文松曾派人前往延安,“商讨破坏队全部转移到抗日根据地事宜”,但终因顾虑到大多数队员家属仍在国统区,难以做通工作而作罢。为策安全,1940年5月,刘文松公开让第一大队所有官兵集体加入了国民党,并将一批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,送入国民政府所办的“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”,强化伪装;存在暴露危险者,则被疏散至正配合百团大战的第二大队。⑥

1940年末,“天水行营铁路破坏队”被改组为“江北交通工作队”,直属军委会所辖。此番改组,既有强化领导,防止部队变色的考量;也是鉴于数年来,“破坏队”在断敌交通方面战绩颇佳,欲寻求其协助作战的正规军甚多。如1941年,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,曾亲自拜会刘文松,拟借调一个大队,配合破坏陇海路东段;苏鲁战区指挥官韩德勤,也曾请借拨一个中队,配合破坏津浦线徐州以南段。改组后,部队由军委会直辖,自可使上述需求的调配更为顺畅。且为增加调度的效率,军委会还为“工作队”特别配发了6部电台,总指挥部与各大队队部各一台。⑦

“皖南事变”爆发后,国共两党交恶升级,“江北交通工作队”也不可避免受到波及。1942年6月,国民党河南省党部,会同第一战区长官部,在洛阳扣押了“工作队”的副指挥官刘松山、政训主任萧汉庭和副官主任潘希贤,并下令捉拿部队中其余二十余名中共干部。不过,因国民政府农工总部部长马超俊等人,在重庆发起抗议运动,此次调查最终不了了之。

1943年9月,刘文松去世,“工作队”总指挥一职由地下党员刘松山接任,直至抗战结束。据河南省档案馆《军委会江北交通工作队历年战绩统计表》统计,自1938年9月至1945年7月,“工作队”共炸毁机车1690余辆、铁路钢桥110多座,钢轨330多华里,毙伤日军13000余人。⑧

在“借庙躲雨”的部队生存模式下,这一战绩,自应属国共两党所共有——譬如:1944年1月21日午夜,“工作队”在军统别动队354人的掩护下,以其专业的桥梁爆破技术,将长达四华里、梁柱多达119根的黄河新铁路大桥炸断,摧毁梁柱50余根。该桥被毁后,平汉铁路交通中断,日军被迫调集大军监护、抢修,直至3月25日,才勉强重新通车,日军自东北调集的军队车辆,才得以再度进出黄河南岸,与集结在开封的日军会合,于4月18日发起攻势。换言之,此次行动,使日军之行动,被迫迟滞了三月之久。这是抗战后期,“工作队”明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。⑨

图片 2日军列车通过平汉铁路某铁桥,该铁桥疑似曾被中国军队破坏

注释:

①《中日战争史略》,正中书局,1986,P433。②《中国劳工运动史》,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,1966,P1392。③周北泉,《我所了解的平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》,河南文史资料2010年第2期。另可参见:信阳县委党史办,《平汉铁路破坏队在信南组建及其活动》,收录于《信阳党史资料汇编》第11辑,P194-224。④参见:黄明鉴,《忆平汉铁道破坏队》,收录于《中原抗战》,1995,P655;《中国劳工运动史》,P1393。⑤周北泉,《我所了解的平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》,河南文史资料2010年第4期。⑥同上。⑦《中国劳工运动史》,P1443。⑧转引自:李良才,《我的外公是特务》,企业管理出版社,2011,P240。⑨张霈芝,《戴笠与抗战》,P395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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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来源:《抗战第一、二年度军政统计提要》,军政部/编

该表由军政部制于1939年8月15日。

根据该表,抗战前两年,各战区游击部队共计对日伪作战483次,敌伪伤亡11987人,我军伤亡6643人,俘获敌伪252人。

后续历年《军政统计》,均无“游击部队战绩”一项。

**◆表格二:抗战第一、二年度《各战区非正规军游击队人数经费月统计表》**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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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来源:《抗战第一、二年度军政统计提要》,军政部/编

该表由军政部制于1939年7月22日。

根据该表,1938年11月,各战区共计游击部队288974人。1939年3月,游击部队总数翻倍,为573652人;7月又增至705480人。

这种增长,与1938年冬的南岳会议有直接关系。

在这次会议上,蒋介石要求国军全面执行新的抗战策略,“政治重于军事,游击战重于正规战,变敌后方为其前方,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。”1939年1月7日,蒋又指示国军各战区军事长官:“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,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,以牵制消耗敌人。”


****表格三:抗战第三年度《各战区游击队人枪马匹统计表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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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来源:《抗战第三年度军政统计提要》,军政部/编

该表由军政部制于1940年10月(“说明”中有“正规部队任游击者未列入”字样)

根据该表,国军共计有游击部队619408人,步枪404437枝,机枪4776枝,迫炮465门,马匹11296匹。游击部队总人数较之1939年有所减少。

这种减少,与国军高层对游击部队的整顿有关。

自1938年底始,出于私利,各种在野、失势大小军阀及地方土匪流氓所组织的“游击队”多如牛毛,至1939年下半年,“游击队”已成为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。据国府密获的一份日军评估报告称,中国游击队有五大弱点:

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,自相火并。

缺乏大员统率,彼此不能密切联系,易于各个击破。

缺乏优良武器,不能作阵地战。

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,但对人民滥施权威,致不得民众之信仰。

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,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,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,甚少有国家观念,易以利相诱。

(敌中支军参谋室对我游击队之评判,1939年5月10日上海情报,转引自:洪小夏,《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 class=”underline”>战争研究

军令部部长徐永昌,在日记中也有相似表述。 比如,1938年3月9日,徐写道:

“游击战是一种避强击弱战术,是以击弱为目的非以避强为目的,多日来总顾问怀疑游击战不为无见。(罗奇师渡河后来与敌接触即避入修武之薄壁口,近日游击者往往如此。)”

“总顾问”,系指苏联援华军事总顾问切列潘诺夫 。